北京日报客户端 | 记者 高倩
已过深夜22时,德沃夏克《E大调小夜曲》奔向第五乐章活泼热烈的结尾。当最后的音符落地,上海四重奏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音乐家们起身致谢,全场掌声如潮。5月7日晚,上海四重奏结束了一周内在国家大剧院的3场演出,其中两场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作,一场是上海四重奏成立40周年的北京巡演。
高尚 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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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当今国内乃至国际,能走到40岁“高龄”的室内乐组合实在不多。1983年,为备战朴茨茅斯国际四重奏比赛,上海音乐学院组建了几支四重奏,李宏刚、李伟纲兄弟和同学马新桦、王征坐到一起,开始了一周7天、每天5到7小时的练习。两年后,1985年,他们带着4首磨练了无数次的作品远赴英国参赛,一鸣惊人,拿下了第二名,开创了中国组合在西方室内乐比赛中获奖的先河。
从此闪耀于乐坛的“上海四重奏”,得名过程却简单粗暴——报名参赛的组合需要一个名字,“北京去的叫‘北京四重奏’,上海去的就叫‘上海四重奏’。”李伟纲坦言,当年顶着“上海”两个字,还是学生的他们很有压力,“但国外节目单已经这么印了,就这么用吧,我们想着,或许也能闯出一片天。”
年轻人踌躇满志,也清楚地看到了差距所在。那时,国内的室内乐基础极为薄弱,用上海四重奏指导老师丁芷诺的话来形容,近乎“一穷二白”,连找乐谱都费劲周折。李伟纲、李宏刚出身音乐之家,父亲依然反对他们用备战独奏比赛的时间练重奏;而反观国外,许多参赛组合已经成立了好几年,拿得出手的保留作品怎么也有30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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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后,上海四重奏成员陆续到美国深造,并于1987年在纽约首演亮相,正式开启了职业生涯。至今,上海四重奏的脚步已经遍及35个国家,录制了30多张唱片,每年都要在全世界上演80到100场音乐会。40年过去,组合的成员亦有变动,最近两次是2000年美国大提琴家尼古拉斯·萨瓦拉斯的加入,以及年轻的于翔在2020年成为第二小提琴,他的年纪,与李宏刚、李伟纲足足差出了一代人。
“有几位同仁一起推荐于翔,我们邀请他一起拉琴,感觉非常舒服,但我个人还是觉得他不太会加入。”作为组合第一小提琴的李伟纲说。2019年,于翔刚刚摘得艾弗里·费舍尔职业大奖、林肯中心新锐艺术家两个业内重要奖项,作为独奏家,他前途无量,“一般来说,处在职业生涯上升期的独奏家不会在这时加入一个四重奏。他花了很长时间来说服我们,他是认真的。”
“差不多20年前,我就听过上海四重奏的演出,印象非常深刻。”于翔对室内乐满怀憧憬,他曾在林肯中心表演过很多年室内乐,但一直没有固定的弦乐四重奏搭档。于翔同时认同并看重上海四重奏做出的一个选择:2019年,他们受聘成为天津茱莉亚学常驻教师。2020年,驰骋国际舞台30余年的上海四重奏把重心转回国内,负责天津茱莉亚学院的室内乐演奏教学。
“如果不是这所学校、这个契机,我们很难做出这样的决定。”于翔说。回国任教意味着所有成员都要放弃在美国的工作和演出机会,改变已然习惯多年的生活方式。但上海四重奏还是回来了,尼古拉斯·萨瓦拉斯同样也带着家人,踏上了中国的土地。
“室内乐训练,是音乐家成长道路上非常必要的途径。我们一直觉得,在国内,室内乐还是不太受重视。也许每个学院都有一两位老师对室内乐很有热忱,但总体上没有形成气候。很多年轻人想要学习,却找不到足够的资源。”李伟纲说。或许在某个时刻,他回望了多年前的自己,一样的如饥似渴,一样的迷茫无措,“我们想把自己积累了这么多年的一手经验传递给更多学生,在中国、在亚洲建立起一个学习室内乐的平台。”走过了疫情的波折,上海四重奏的努力开始步入正轨。半年来,他们忙得不可开交。两周前,马上就要60岁的李伟纲累得病倒了,直接睡在学校的琴房里。
“没办法,我们确实忙碌,但也很享受。”许多难处,于翔一言带过。他们深知,中国孕育着室内乐和古典音乐的无限生机,“我们总是能在演出现场看到很多30岁以下的年轻人,非常惊讶,也非常欣慰,要知道在美国等其他国家,80%的观众都是白发的老年人,未来的希望在我们这里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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